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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教授发表论文探究学前教育机构发展的经济

发布时间: 2021-11-25

  随着经济中双职工家庭比例的不断上升,与日俱增的学前儿童看护需求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在父母因监禁、离婚、吸毒、死亡、家庭暴力或虐待儿童等原因不具备看护儿童能力的条件下,该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儿童看护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正式护理,由幼儿园、亲子教育等机构提供;第二类是非正式护理,由家人、朋友、邻居等个体提供。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存在儿童看护的代际传递。在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约占四分之一的祖父母成为最重要的非正式看护人;而在中国,超过一半的祖父母一定程度上参与照顾他们的孙辈。

  由于自然和文化等原因,女性在家庭儿童保育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隔代家庭看护可以提高生育率和年轻女性的就业表现,但这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却对中年女性的个人福利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导致她们提前退休,或者阻碍她们在退休之后继续工作。在全球大多数地区,最大的就业性别差距出现在50-59岁,这也正是个体成为祖父母的年龄阶段。而在传统性别观念更为流行的东亚地区,35-64岁女性的就业率要比男性低20%。长期存在的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对降低不平等、缓解劳动力短缺等宏观问题存在着潜在的威胁。

  学术界的现有研究已经广泛探讨了政府家庭政策与小家庭(即父母)福利的关系,却忽略了对大家庭中祖父母的潜在影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王晴教授的论文“Center-Based Childcare Expansion and Grandparents Employment and Well-being”详细研究了孙辈育儿与中年女性就业、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该论文于2019年被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正式接收并发表,论文合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Mengyun Lin博士。

  “考虑到非正式看护的家庭和社会成本,政府会通过提供一些援助项目来提高机构正式看护的可得性。常见的政策工具包括学费减免,提供校车、校服,午餐补贴,家长税收专项抵扣,以及增建公立和私立幼儿园等。长期以来,有利的人口结构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人口和劳动政策,如放宽生育限制、延长退休年龄、改革个人所得税实现专项扣除等。在此背景下,研究家庭政策对于中年群体就业和健康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家庭政策通过时间和货币两个方面影响祖父母的行为。如果祖父母在育儿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育儿援助政策可以解除他们的时间约束,并将他们转移到劳动力市场中。如果祖父母在育儿方面提供资金,那么学费补贴、免费入学计划等政策手段可以减少家庭教育支出,在这种情况下,祖父母可能会因收入增加而减少工作。基于政府近年来大规模扩建幼儿园的实践,本文作者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建立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育儿设施覆盖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中年妇女的就业率会增加2.46个百分点,患慢性病和抑郁症的几率分别降低2.45和4.49个百分点。然而,男性的就业和健康表现对该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反应。这表明,中年妇女的就业和健康等福利指标与大家庭的儿童看护需求密切相关。”

  本文是首次在中国评估政府家庭政策的代际福利效果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家庭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性作用。另外,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制度变迁视为一种准实验,尝试建立因果关系,其研究设计和技术路线也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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